土墩的考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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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除了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各乡镇在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中也陆续有一些文物出土，其中有一些堪称国家级的精品如：

青铜双龙耳尊，何湾镇绿岭农四村出土，国家一级文物，曾被专门借调往北京于亚运会期间对外展览，为中国青铜器精品，是本地区土著人冶铸技术的杰出代表。

吴王光剑，三里镇吕山村出土，通长约50厘米，茎为圆柱形，腊窄，无纹饰、有脊。铸有铭文，意为“攻吴王光自作用剑，以战越人”，乃春秋五霸之一吴王阖闾所用之物，国家二级文物。后调查得知，该剑出土于一坍塌的土墩墓中，没有发现其中共存物。

鸭形壶，葛林千峰出土，印纹硬陶器，侈口、双耳，口至尾部有简单的刻划纹饰，整个器物造型敦厚丰满，实用性与观赏性完美结合，显现出极高的工艺水平。属国家二级文物。

1995年，何湾镇前桥村农民在山包取土时发现铜剑一把，后经县文物管理人员前去清理，发现是一土墩墓，同时清理出铜矛、铜戈各一。殉葬物显示死者生前或许为一武士。

南陵土墩墓没有当时中原地区墓葬所见的等级森严的礼制和野蛮的人殉、人祭现象，也没有发现随葬品特别丰富的墓葬，不似中原奢侈之风，表明当时这一地区和中原地区处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仅就殉葬品来看，它仍部分沿习着原始社会惯有的习俗，即将生前随身使用的工具、武器以及喜爱的日用品殉葬。这在当时阶级社会大量存在的杀葬、杀殉浊浪中，独保一泓清流，是非常独特的和有一定缘由的。这对于全面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土墩墓的研究，不仅填补了商周时期吴越文化的空白而且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研究也提供了重要资料。

规模宏大的土墩墓葬，至战国中晚期渐渐消失，这是因为越灭吴后，又被楚国所灭，至战国以后，逐渐与楚汉文化相融合。可以说土墩墓的兴起与衰落是与吴越的兴亡相始终的。

随着考古人员对埋藏在山顶的西周古墓群4号坑发掘工作的进程，一段2800年前的从未有史料记载的历史渐渐掀开了冰山一角。 自2006年6月10日以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东阳市文物办对西周古墓群的发掘工作一直没有停止，1号坑、2号坑、3号坑的许多重量级发现，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众多待解之谜。因此，被认为是这一古墓群中地位最高的4号坑的发掘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经过考古人员六天细致的工作，至7月23日，4号坑的发掘、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共出土三具人类骸骨和包括一尊三脚瓷鼎在内的105件珍贵文物。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元甫对西周古墓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东阳西周古墓群规模大，出土文物数量多（是全省出土文物最多的墓葬之一），其有多具人类骸骨而无任何器物的墓葬形式在我省是首次发现，一次性出土这么多且完整的人体骸骨更是极为罕见。因此，这一古墓群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然而，缠绕在专家们心中的许多疑问仍然没有得到解答。据东阳市文物办介绍，4号坑与1号坑、3号坑一样都以鹅卵石铺地，但墓坑要大得多，宽3.2米（比2003年发掘的前山大墓墓坑还宽），长12米。出土器物中有两个铜环，以及鼎、罐、碗、盘、盂、盅、豆等原始瓷，印纹陶和玉珠、玉管共105件。原始瓷分布各处，有三处地方较集中，特别在东北角不到一平方米的地方就有54件。这些原始瓷制作相当精美，纹饰丰富，釉色鲜丽，其种类比2号坑出土的还要丰富。原始瓷的底部多数都刻有一些符号，但究竟是古人表示数字的记号还是表意的原始文字，一时还难有结论。但在底部有刻画符号的西周原始瓷，在浙江省还很少发现。 出土器物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原始三脚瓷鼎。鼎向来是古代王权的象征，在南方，原始瓷鼎地位与北方的青铜鼎一样。因此，这只原始瓷鼎的发现，证明了4号坑的墓主具有极高的身份，很可能是一地之最高统治者。令人困惑的是，在墓坑中部散有一只鼎的残片，而其周围封土无动过痕迹，可断定在下葬的时候就已残缺。陈元甫认为，在西周时期的原始瓷应当是刚发明创造不久，在考古中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甚至可以与中原的青铜器相媲美。东阳的西周古墓群出土这么多原始瓷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说明墓主的身份绝非一般平民，至少是当时的贵族。4号坑有三具骸骨出土，其中一具比较完整，可看出是“仰身直肢葬”，其他几具较为散乱，钙化严重。这些骨骼都较今人小，可见古代越人身材并不魁梧。东阳西周古墓群发现保存如此完好的古人骨骼实在是一个奇迹，因为在多雨的江南，又加上红土酸性重，西周古人骨骸在全省极其罕见。 印纹陶有5件，均分布在中部，形体较大，其中一件完好无损，纹饰多为方格纹、回纹，一件盂像现在的痰盂。此外，还有一串挂饰，上有玉珠、玉管等。 墓葬形制特殊，省内首见。专家们认为，根据出土器物和墓葬特点，1号、2号、3号、4号墓均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墓。在两座有器物出土的墓葬中，4号墓要早于2号墓。从各墓葬的位置来看，1号坑、3号坑、5号坑（暂名，尚未发掘）成“品”字型，均朝向4号坑。4号坑在1号坑的后面，地势最高，显然是各墓葬的中心。金华市文物处副研究馆员赵一新告诉记者，重要的大墓都在山顶上，这体现了古人对太阳的崇拜心理，离天越近的人越得到尊敬。赵一新还提出一个细节，几个坑均坐东朝西，稍稍偏南，这个位置与夏至时太阳升起的方向是一致的。已发掘的1号坑、3号坑都只有骨骸，无任何其他陪葬物品，其中1号坑全是小孩骸骨。不过，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充分的证据可证明1号坑、3号坑和5号坑是殉葬坑或祭祀坑。 据了解，在东阳北江盆地的丘陵上，这样的土墩墓还有很多处。在3号墓旁就有一座马午山土墩墓，封土高达10米，上世纪50年代人们取土造房，封土塌陷还压死过渊干一村民金某。在4号墓的东边300米处，上世纪60年代老百姓修渠道曾挖出过一把青铜剑。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元甫认为，从墓葬规模、出土文物、墓内遗迹等各方面看，东阳西周古墓群都是我省考古界非常重要的发现。其一，其有多具人类骨架而无任何器物的墓葬形式在全省是首次发现，它是当时特殊的葬俗还是祭祀坑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其二，西周时期的人类骨架以前有零散的出土，但这次四个坑都出土了完整的人体骨架而且每坑都有迁葬现象，这在省内极为罕见，为研究西周时的葬俗、葬制提供了重要依据。 针对各个墓葬之间的关系、墓中何以有多人等葬俗问题，省考古所准备召开一个专家论证会，同时也将展开对北边5号墓葬的发掘，希望进一步解开东阳土墩墓群之谜。 赵一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直关注东阳的石室土墩墓，这次西周古墓群的发现，进一步印证了他的一个推测———西周晚期开始，东阳境内应当存在一个类似于“诸侯国”的实体。赵一新说，这些年来东阳发现的诸多大型古墓葬，包括六石街道下马宅村前山春秋大墓等，基本上在以所谓的“吴宁古城”遗址为中心、直径5~10公里的范围内。而在古代，城与墓葬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墓葬一般就在城的边上。东阳这么多高规格大墓的发现，说明当时这座城不是一般的城，而有着类似于“诸侯国”那样的地位。另外，从东阳历史来看，也曾出土过车马饰、编钟、青铜剑等非同一般的青铜器，尤其是车马饰，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古时东阳曾存在这么一座“城”的可能性。 对此看法，陈元甫也表示认可。他认为，墓葬多少与人类活动有很大的关联。众多大墓的发现，说明西周时期东阳人类活动多，是相当重要的地方，很可能是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是，目前还缺少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一说法。 到现在为止，与“诸侯国”相关的猜测仍只是猜测，史料上的有关记载是一片空白。但赵一新认为，西周古墓群的发现，对东阳本地文化渊源的探究，甚至对我国早期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大融合都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因此，在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有专家指出，根据有关史料，古代越国与中原相距甚远，不管在血缘上还是在文化上都缺少联系，相传越国的始祖是夏代少康的庶子无余，姒姓。当时，华夏诸国皆认为“楚越之地风俗不类中原”，长期以来，都说越国都城在会稽，其实指的并不一定就是现在的绍兴。著名的越王勾践的国都就在现在的诸暨。他穿的服装、说的语言，都被中原诸侯视为异端。公元前494年，他被吴王夫差打败后，才逃到现在的绍兴一带，重整旗鼓。公元前473年，勾践灭吴后，又把国都从诸暨迁到了琅琊（今山东诸城），后为楚国所灭。而东阳已发现的大型古墓群离现在的诸暨很近，时间也要在勾践之前。从这些墓巨大而独特的形制和规格极高的随葬文物来看，当时，东阳一带很可能就是古越国的都城区域或近郊，是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带。 由于缺少可靠的文字记载，越国世系，异说颇多。如今这些大墓的发现，对研究古越国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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